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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作新：中國現代鳥類學奠基人之一

编辑：飼養知識

　　鄭作新(1906年11月18日-1998年6月27日)，鳥類學家、鳥類地理學家，中國現代鳥類學、動物地理學的奠基人之一。中國現代鳥類學的奠基人之一，中國鳥類地理學的開拓者，中國科學院院士。他在半個多世紀的鳥類區系調查和系統分類的研究工作中，寫出1000多萬字的論文和專著，一向著重鳥類亞種分化的研究，並提出物種起源地的估測及低等亞種被排擠的觀點，為生物進化論提供了有力的補充論證。

　　生平概況

　　福建省鄭作新，1906年11月18日出生於福建省福州市一個小知識分子的家庭裡，家境貧寒，父鄭森藩長年在外地任鹽務局職員、中學教師、中學校長等職。鄭作新五歲喪母，他和妹妹二人由祖母扶養。

　　鄭作新自幼勤奮好學，在上小學時因成績優良，連續跳級兩次。他向往大自然，愛好體育。中學畢業時才15歲，因不夠大學入學年齡，幾經周折，才考入福建協和大學學習，是該校年紀最小的學生。他提前半年學完了大學課程，於1926年夏赴美考入密歇根大學研究院生物系。當時經濟拮據，路費是親友資助的，上學費用開始時只好依靠半工半讀維持，後在該校任助教，並獲得研究院和中華教育科學獎學金，得以專心攻讀。1927年獲碩士學位，1930年獲科學博士學位，學院還頒予Sigmaxi金鑰匙獎。這是美國大學研究院獎勵學生的最大榮譽，時年23歲。教授們稱贊他是獲得博士學位中最年輕的一個。他所撰寫的長篇博士論文，被推薦在較高水平的德國學術刊物上發表。

　　在美求學期間，他主要研究動物發育學，但有一次他在一座博物館裡看到一只羽色艷麗，體態優美的大型鳥時，他認出這是產自中國的金雞，而卻由瑞典人林耐氏發現並命名。這極大地傷害了他的民族自尊心，因而立志要研究中國鳥類，開創祖國的鳥類學研究事業。畢業後他謝絕了美國有關單位的挽留和優厚待遇，毅然於1930年返回祖國。回國後，被母校福建協和大學聘為動物學教授兼系主任，1938年兼任教務長，以後調任理學院院長等職。

　　協和大學是一所由美英等國教會辦的學校，當時教材都使用英文課本，教課悉用英語，為了適應教材內容，連實驗的標本也都靠進口。鄭作新認為要為祖國培養人才，首先要解決教材問題，於是率先用中文編寫了《大學動物學實驗教程》(1933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後又出版了《脊椎動物分類學》和《普通生物學》(1938年)。這些教材當時被很多大學生物系所采用，直至建國初期一些大學仍在沿用。在任教期間，因當時政治腐敗，經濟衰落，根本沒有用於購置儀器設備、藥劑、文獻資料等的研究經費，一切都得自己動手籌措。由於他不斷的努力，當時在中國還是一片空白的鳥類研究，終於開展起來了。他帶著學生到野外觀察、采集，並舉辦鳥類展覽，使學生對鳥類發生興趣。抗日戰爭爆發後，學校遷到閩北山城邵武。邵武地處武夷山脈，鳥類資源豐富，經幾年的調查研究，於1941年發表《三年來邵武野外鳥類觀察報告》。這是國內第一篇不但列出野鳥的種類，而且提到它們居留期間和數量的報道，受到當時生物學界的重視。隨後，繼續在閩江流域及附近山脈和地區進行鳥類及其他脊椎動物的考察，並發表一系列科研報道。在此期間，於1938年還用中文創辦《協大生物學報》，在當時國內大學中獨樹一幟。

　　1945年3月，被美國國務院文化司聘為“客座教授”赴美講學和訪問。此時他查看了各有關單位和博物館收藏的中國鳥類標本，特別是模式標本，還搜集了大量有關中國鳥類的外文文獻資料。1946年回國，繼續在協和大學任教，並對中國鳥類進行全面的考察整理。1947年由中國科學社發表了《中國鳥類名錄》，這是中國學者首次自行研究撰編的全國性鳥類名錄。這部名錄列出中國鳥類1，087種、912亞種，合計1，999種和亞種。這不但超過從前外國人(N.G.Gee等，1931)撰寫中國鳥類共1，031種和亞種的數目，而且還做了不少改錯訂正的工作。同年，還在中國科學社主辦的《科學》刊物上，發表《中國鳥類地理分布的初步研究》，這是中國動物地理學研究的濫觞。是年國民黨統治區爆發了反饑餓、反內戰的愛國學生運動。鄭作新因對進步學生表示同情，又未能阻止學生參加全市的示威游行，受到省政府的譴責與處分。他於是憤然辭職，到南京國立編譯館任自然科學編纂，主持自然科學名詞的審訂工作，兼任中央大學生物系教授。在此期間他仍堅持進行鳥類研究，發表論文。據統計自1930年回國任教到1949年共發表科學論文51篇。

　　到南京任職後，中國人民的解放戰爭已節節勝利，在國立編譯館，大家都在選擇去留。對國民黨已感到失望的鄭作新，做出了他人生中重要的一個抉擇，留下來迎接解放，為新中國搞科研，因而他謝絕了館方送來赴台的飛機票，迎來了南京的解放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1950年調到北京，參加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機構的籌建工作。從動物標本整理委員會成立到改建、擴建為動物研究所，他從未間斷過鳥類的研究。經50多年的鑽研，發現鳥類新亞種16個，先後寫出15部研究專著、33種專業書籍、80余篇研究論文和250多篇科普作品。他的很多著作被譯成英文、德文、俄文在國外出版，在國際上享有盛譽。

　　由於學術上的突出成就，1980年他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還被推選為日本、德國、英國鳥類學會通訊會員，美國鳥類學會榮譽會員，三次連任英國世界雉類協會副會長，現任會長。建國以來，曾多次出國參加國際學術會議和執行談判合作等任務。

　　他是中國動物學會發起人之一(1934年)，歷任秘書長、副理事長、理事長、名譽理事長等職。他也是中國鳥類學會的發起人之一(1980年)，被推為第一任理事長，現任名譽理事長。目前還兼任世界鶴類研究中心、中國動物園協會等幾個學術團體和組織的顧問。

　　他非常關心科學知識的普及，親自撰寫250多篇科普文章，還數次參加青少年的集會和夏令營的活動，向他們傳播科學知識，他常談及青少年是祖國的未來，科技事業的發達興旺要靠他們。

　　鄭作新在科學園地裡耕耘了60多年，對中國鳥類學和動物地理學作出了很大貢獻。曾獲全國科學大會重大科學獎三項(1978年)，中國科學院科學技術進步獎二等獎(1979，1985年)、特等獎(1986年)，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獎二等獎(1987年)及一等獎(1989年)，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1989年);還獲得美國密歇根大學科學榮譽獎(1981年)，及美國國家動物協會的國際特殊科學成就獎(1988年)。1989年獲科學院頒發的科學榮譽章。

　　鳥譜立傳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為科學發展開辟了廣闊的道路。鄭作新從事鳥類研究不但有了工作助手，而且具有以前從未有過的設備、標本與中外文獻資料。他認為要進一步開展鳥類研究，首先要對全國鳥類資源作一番全面系統的調查，摸清“家底”。

　　50年代初，他帶著助手們前往河北省昌黎縣林區調查農林益鳥及其繁殖和生活史，並對它們進行招引。經過幾十個日日夜夜的觀察，他們發現自然界存在一個尖銳問題：鳥兒越少，蟲兒越多。世界上的鳥兒如果絕跡，就將嚴重損害人類生存的利益。一只大山雀雛鳥每天要食掉相當於它本身重量那麼多的昆蟲，黃鹂、杜鵑、家燕、啄木鳥等益鳥，稱得起是人類寶貴的朋友。它們甚至能消滅人工難於防治的害蟲，如躲在卷葉裡的桃小食心蟲，或在樹干裡的天牛幼蟲等。通過1952—1955年幾年的觀察和檢驗，發現主要食蟲鳥有53個種與亞種，發表了《河北昌黎果區主要食蟲鳥類的調查研究》的文章，引起國內的重視，各地相繼開展了這項工作。

　　在50—80年代，鄭作新經常參加或主持中國科學院組織的國內各地鳥類的考察。1956—1957年，他率隊前往雲南參加中蘇合作的亞熱帶生物資源考察;1957—1958年赴湖南考察;1960年去海南島考察;1957—1960年參加南水北調的考察;1960—1980年主持組織青藏高原綜合考察隊的生物組工作;1974—1976年赴江南一帶及東北地區進行以水禽為主的鳥類調查。幾十年來，從南方郁郁蔥蔥的亞熱帶森林，到北方茫茫無際的大草原，從喜馬拉雅山麓到黃海之濱，到處都留下了他辛勤考察的足跡。野外考察十分艱苦，又有危險。在雲南的一次考察中，鄭作新由於體力不支從馬背上摔下來，傷及胸部。但為了繁榮祖國的科學事業，鄭作新和他的助手克服各種困難，收集了成千上萬個標本，在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創建了中國規模最大的鳥類標本庫(約有6萬號標本)。幾十年來，鄭作新觀察、對比、鑒定了數不清的標本，查閱了數以千計的中、外文專著和論文。一部分中國鳥類原始的模式標本被國外所收藏，還要到外國的大型博物館和研究機構去查看和研究。鄭作新於40年代赴美國，50年代往蘇聯與德國訪問時，就先後在美國國立自然歷史博物館、紐約自然歷史博物館，哈佛大學，密歇根大學，莫斯科大學，列寧格勒動物研究所，柏林博物館等，查遍了這些機構的中國鳥類標本收藏，特別是模式標本，終於在過去出版的《中國鳥類目錄》的基礎上，在50年代末期(1955—1958)發表了《中國鳥類分布名錄》。此書詳列了當時所知的中國鳥類及其在國內的分布，是研究中國鳥類的必要工具書。出版後又根據歷年考察的結果，有所增益，在1978年印出第二版。鄭作新於1981年訪美時，他的母校密歇根大學為此書頒給他科學榮譽獎狀。1963年由他主編出版的《中國經濟鳥類志》，美國商業部把它譯成英文本，並制成了縮影膠印本廣泛發行。為了適應國際上的需要，中國科學院科學出版社和聯邦德國的PaulPreyScientific Publishers出版公司邀請鄭作新用英文編寫《中國鳥類區系綱要》一書，並在1987年出版。書中列入到1982年為止的中國已知的所有鳥類，共有1，186種和953個亞種，分隸於389屬、81科、21目，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發現的24個新亞種，並附有分布圖828幅和分布總表。《綱要》比《中國鳥類分布名錄》又新增加20種、64亞種。《綱要》首次對中國一個綱的動物(鳥綱)進行分類、分布、繁殖、生態等做了全面而有系統的綜合總結，提供了有關中國鳥類的完整資料，成為國際上鳥類學經典著作之一。這項研究為有益和有用鳥類的增殖和引種馴化，為資源動物學、動物地理區劃和農業區劃等提供了科學依據，也為中國自然保護區的建立和《野生動物保護法》的制定與實施，作出了重要貢獻。因此，美國國家野生動物協會評選鄭作新為1988年度國際自然保護特殊成就獎的獲得者，並推派會長J.D.海爾博士來京於1989年5月26日舉行隆重的頒獎儀式。海爾說授獎儀式在美國國外舉行，在該會的歷史上尚屬首次，也是第一次頒發給一位中國的學者。

　　在鳥類亞種的分類工作上，鄭作新也做出了出色的貢獻。關於鳥類分類的工作，世界各國鳥類學家已經做了二、三百年，現今在北半球的范圍內，鳥的新亞種已經很難發現了。但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鳥類工作者就一共發現了24個新亞種，包括鄭作新獨自發現和他的助手合作發現的16個。其中鄭作新等所發現的“峨眉白鹇”最有轟動性。發現白鹇新亞種的論文於1964年在中國《動物學報》上發表後，曾把論文的抽印本寄贈給原東德的著名鳥類學家E.施特斯曼教授，得到國際學術界的贊許。美國芝加哥博物館的F.史密斯30年代曾在中國四川采得白鹇，但他並未發現這是個新亞種。他的後繼者M.A.特雷勒60年代重新查看這個鳥類標本，才研究出這是一個新亞種，他為了尊重鄭作新教授在中國鳥類學上的貢獻，擬命名為“鄭氏白鹇”，並寫成論文投登英國的一個著名鳥學專刊。這個刊物的主編把這篇論文寄給施特斯曼教授審查，他確認這個新亞種已經由鄭作新本人先發現了。特雷勒命名的“鄭氏白鹇”只不過是鄭作新教授發表的“峨眉白鹇”的同物異名，因而不予刊出。事後施特斯曼博士寫信給鄭作新說明了中國的這一領先發現。鄭作新為祖國贏得了榮譽。

　　隨後，鄭作新綜合研究了白鹇的所有亞種，它們分布在東南亞各地，而最多數的亞種是集中在雲南南部，因而認為此處可能是白鹇的起源地。白鹇所有亞種的雄鳥都具有白色尾羽，這無疑是比較發達的特征。而峨眉白鹇亞種的雄鳥卻具有黑色的外側尾羽;另有二個亞種的雄鳥，其外側尾羽亦雜有明顯的黑斑，一個在海南島，另一個在越南南緣。這三個亞種由於雄鳥的外側尾羽尚未完全變白，因而認為是比較低等的亞種。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低等亞種卻都住在白鹇分布范圍的邊緣地區。以前一般認為存在低等類型亞種的地區是這一個種的起源地，鄭作新依據白鹇的亞種分化與分布情況，認為比較低等類型的亞種並不在種的起源地，而是被排擠殘存在這一個種分布范圍的邊緣。不但亞種如此，鄭作新近來研究種的進化，發現在一個屬中，高等類型的種也是在屬的起源地，而低等類型的種卻被排擠到邊緣地區去。這從噪鹛及鴉雀等種的演化上都可提供證據。這是鄭作新的獨特見解。他認為這與達爾文進化論優勝劣汰的提法是相符的，是對生物進化論具有理論意義的補充論證。

　　鄭作新通過對亞種分化的分析，還提出親緣種在亞種分化上有平行趨向，因而對它們的亞種分化可能進行預測。在鳥類中的大陸亞種與附近島嶼上的亞種相較，後者翅膀常較前者為短，他認為以此可得知島嶼上的亞種是有定向分化的意義。

　　近年來一般的家禽書籍都記載中國家雞是從印度引入的。這來源於達爾文的著作《動物和植物在家養下的變異》達爾文的論斷只是根據一部《中國百科全書》。鄭作新根據對中國許多有關古籍的仔細查考和到雲南南部等處的實地考察，又參照考古發掘史料所取得的證據，斷認雞的馴化在中國至少已有3000多年的歷史，並不晚於印度首先提到家雞的《瑪奴法典》(公元前1200年)。根據考證，他認為可以有力地說明中國家雞的祖先是中國的原雞，是由中國人自己進行馴化的，而不是由印度引入的。

　　動物地理學

　　全世界現劃分為6個動物地理界，中國境內擁有兩界，即古北界與東洋界，這是中國動物種類特別豐富的一個主要原因。關於這兩界在中國境內的劃分問題，1876年英國學者A.R.華萊士主張把分界線劃在南嶺，南嶺以北為古北界，南嶺以南為東洋界。學術界長期依此種劃分為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鄭作新等於1959年出版的《中國動物地理區劃》專著中，根據獸類和鳥類中的特有種、優勢種、主要經濟種等分布狀況的分析，提出應以秦嶺為分界線的觀點。他認為這種劃分不僅在獸類和鳥類區劃中是適當的，而且與土壤、植被、氣候等區劃也很相符合。他還根據實地考察，把全國的2個動物地理界劃分為7個一級區和19個二級區。這種劃分在國際上是首創的，至今仍為國內外所沿用。在動物亞界的劃分中，他把古北界分為東亞亞界、中亞亞界及草漠亞界，後一亞界也是首次提出的。這個亞界把中國北方的沙漠地帶通過中亞和阿拉伯的高旱地區，一直連至非洲北部的西撒哈拉沙漠，形成一個貫通北半球的特殊生境地帶，這在國際地理學上具有參考價值。

　　鄭作新在1987年發表的《中國鳥類區系綱要》，可以說是截至1982年中國已知鳥類的一本總匯。書中列出的中國鳥類分布總表，不但可使人們了解國內各地究竟有什麼鳥，而且可一目了然地知道各種鳥的分布范圍。

　　鳥類保護

　　麻雀在50年代初，麻雀被列為“四害”之一，許多地區開展了大規模的滅雀之戰。在動物學界對是否消滅麻雀是有不同看法的。鄭作新認為，麻雀是最常見、分布最廣而且與人類經濟生活關系最密切的鳥，應對它進行充分研究。他和同事們去河北昌黎和北京近郊農業區采得848只麻雀標本，逐一剖驗嗉囊和胃部，從中發現麻雀在冬天以草籽為食;春天喂雛期間，大量捕食蟲子和蟲卵，幼鳥的食物中，蟲子占95%;秋收以後主要啄食農田剩谷和草籽，在收成季節對農區和貯糧所是有相當害處的。但在林區、漠地、城市，害處並不顯著，相反在它繁殖季節還有一定益處。總之，對麻雀要依不同季節和地區，加以區別對待。1957年他寫了《麻雀食物分析的初步報告》在《動物學報》上發表，並在報刊上撰寫文章介紹麻雀的益和害。1959年國務院通過《農業發展綱要》時，把“四害”中的麻雀改為臭蟲。人們說是鄭作新使麻雀免遭滅頂之災。

　　早在30年代，他就已指導學生進行鳥類的食物分析，並研究它們的益害問題。50年代在河北昌黎繼續進行關於吃蟲益鳥的調查，引起國內各地對益鳥調查與保護的研究。隨後他帶著助手在國內各地進行綜合考察時，都特別注意當地的食蟲益鳥，並於1961年作出總結性報道，列出國內主要食蟲的益鳥24種。

　　1975年鄭作新應邀往哈爾濱自然博物館鑒定鳥類標本，後又被省林業局邀往齊齊哈爾參加漁場區的鳥類鑒定。他發現漁場周圍有一望無涯的蘆葦沼澤地，沼澤蘆葦間有許多不同種的鶴類，當時就建議當地政府和林業局領導考慮建立保護區。1976年終於在這裡建立了中國第一個鳥類保護區——扎龍鶴類保護區。目前國內專為鳥類而設立的自然保護區已有數十處。

　　學術交流

　　鄭作新非常重視國際間的學術交流與合作，50年代中期曾經與蘇聯科學家合作在雲南南部進行考察。1957年兩度赴蘇聯及民主德國進行鳥類學術研究，並作學術報告。1978年應邀前往英國參加雉類協會召開的第二屆世界雉類科與松雞科專題學術會議。在會上作了“中國松雞的分布和生態研究”及“中國動物區劃”等報告。會上被推為該協會的副會長，連任三屆，又於1986年被選為終身會長。訪英期間，受全英鳥類協會邀請在牛津大學、蘇格蘭和英國電視台和廣播電台作了講話。這次訪問為增進中英兩國鳥類學工作者的學術交流和友誼作出了貢獻。1980年，他率領中國代表團前往日本北海道參加國際水禽和鶴類的研究討論會。他不僅在會上作學術報告，還在每晚的記者招待會上介紹中國鳥類研究的進展和成果，並回答有關學術問題。所講的內容翌日見報，並用大字號印出，說明日本學術界對他的重視。同年作為中國科學院代表團成員前往美國進行科學談判，並在哈佛大學、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世界鶴類研究中心、芝加哥菲爾德博物館作了關於中國鳥類的學術報告，並應邀作了廣播講話。隨後他又數次作為中國鳥類學考察團團長分別前往澳大利亞、日本、美國進行學術交流和談判。作為世界知名的鳥類學家，他在這些國際交往中所作的努力，既促進了彼此之間的合作和友誼，同時也擴大了中國科學工作在國際上的影響。

　　鄭作新不僅是一位學有成就的科學家，還是一位熱心教學的教育工作者。他曾多年在福建協和大學任教，又在其他幾所大學兼任過教授。他培養了成百名的鳥類專業學生、研究生和進修生。目前已90歲高齡，仍在帶博士研究生，他的學生中不少已成為教授、研究員，遍布國內外各學術單位。他既傳授知識，又以他的作風和品格潛移默化地影響教育著學生。他治學嚴謹，工作勤奮，幾十年來從未休息過節假日，連春節也在研究室裡工作，現仍抱病繼續編寫《中國動物志——鳥綱》的專著。他作風正派，嚴於律己，廉潔奉公，數次出國節省下來的外匯不是給研究所買回儀器和文獻資料，就是如數上交。他說“我們國家還不富裕，這點外匯來之不易，要用在該用的地方”。不久他又把中國科學院及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等頒發給他的獎金捐給所裡作為獎勵鳥類工作者的基金。

　　鄭作新於1951年參加九三學社，曾任該學社中央委員，現任中央參議員。198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鄭作新的座右銘是：“生命有限，學問無涯，不能浪費時間”。他的最大心願是“一個中國人，總要為中華民族留下一點東西，增添一點東西”。這心願至今仍是他孜孜不倦地在科學園地裡辛勤播種、耕耘的動力。

　　人物簡歷

　　1906年11月18日　出生於福建省福州市。

　　1921—1926年　福建協和大學生物系畢業，獲學士學位。

　　1926—1927年　美國密歇根大學研究院學習，獲碩士學位。

　　1927—1930年　美國密歇根大學研究院學習，獲科學博士學位。

　　1930—1947年　任福建協和大學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教務長、理學院院長。

　　1936—1946年　兼福建科學研究院研究員、福建科學館生物部主任。

　　1945—1946年　美國國務院文化司客座教授。

　　1947—1949年　任南京國立編譯館自然科學組編纂，兼中央大學教授。

　　1950—1952年　任中國科學院動物標本整理委員會、動物標本工作委員會委員兼秘書，中國科學院編譯局科學名詞室主任。